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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：
《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》
作者：（美）李敦白口述
徐秀丽撰写
出版：九州出版社
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，当我觉得单位的造反派受到压制时，我很方便地利用了与高层的关系。1966年12月18日，工人体育场举行庆祝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六周年大会，有10多万人参加，周总理、康生、江青均出席了会议。会前，我抓住机会向周总理报告，说广播事业局的局长丁莱夫利用军队镇压民主，引起他的高度重视。
在“中央文革”的直接支持下，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在1966年的最后一天就夺了权。我之所以成为“文革”风云人物，某种程度可以说是“势之必至”。
我当时的思想，主要有两个方面：一是“左”，二是开始有所独立思考。
“左”的原因，又可分为几个层次。首先，我20岁前参加美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，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这本身就是极左行动。纯洁的理想主义与苏式教条相结合，“左”成为我的思想底色。其次，我在中国已经坐过六年监牢，我害怕再犯错误。如何才能避免再犯错误？那就是紧跟形势，紧跟毛主席。在毛主席不断革命思想指引下，解放之后中国政治运动可谓马不停蹄，如果以左右来分，当然绝对往左，不断往左，紧跟的结果，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。第三，我是个美国人，又是个中共党员，我不断提醒自己，不要成为中共身上的弱点，不能让敌人通过我攻击中共，所以我又成为左道上的左。我后来常自问，如果我是个中国人，我会不会这么左？我觉得起码在程度上会有区别。
到上世纪60年代，我又获得了某些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说起来令人奇怪，这种能力竟然是以翻译《毛泽东选集》为契机获得的。我亲历了解放战争，对毛主席，对其他中共领袖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对毛泽东思想当然服膺崇拜。不过，翻译让我对毛泽东思想有了远比以往深入透彻的理解，我发现，毛主席的思想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，就是不盲从，凡事问个为什么，甚至可以说，没有独立思考，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。这种思考方式对我产生了影响，以至于回单位之后竟敢违背领导的意志拒绝参加某些政治运动，这一点也成为日后积极参加夺权斗争的思想基础。
显然，我的所谓“独立思考”是十分有限的，远非彻底通透，对毛主席本人的思想和行为，我就绝没有想过进行独立思考。由于长期生活在上层，做的又是文字工作，我对中国的情况也并不真正了解。这样，当毛主席亲自发动的“文革”狂飙突起时，我由衷地欢呼一个大民主的新时代的来临，即使看出了一些问题，也认为是为了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和应当付出的代价，甚至悲壮地认为，自己的角色就是充当中国前进的铺路石。当然，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，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，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。1967年2月，我甚至成为广播事业局三人领导小组的负责人。幸运的是，这一次，我保留了一点残存的理智，我要求，三人小组实际上由一位姓康的中国同事负责，而且，由于我坚持联合新旧造反派，在广播事业局实行真正的民主，实际上几乎在上任伊始就被剥夺了发言权。还好，“一个叫李敦白的美国人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无线电广播大权”的指控只看到了表象。
